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就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，提出了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种社会治理方式。我们要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，就必须牢牢掌握、灵活运用好这四种社会治理方式。

  “风雨同舟”式的系统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。社会治理的结构符合常理与否，必然的联系着社会治理的效果如何。对此，《决定》明白准确地提出，要坚持系统治理，加强党委领导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。这就确立了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”的社会治理基本构架，形成了一种“风雨同舟”式的系统治理结构，这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治本之策。首先，确保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。政府是主导者，但决非是唯一的主体，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，吸纳社团组织、企业和事业单位和公众的广泛参与，将大量的社会性事务和服务性功能交由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来承担。其次，明确了治理主体的职责。党委领导居领导地位，这是确保社会治理活动有效展开的前提；政府居主导地位，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凝聚、协调、动员和组织等作用；各种社会组织、公民个体是重要主体，其参与、建议和监督等作用的发挥有助于推进社会的治理。再次，将各个治理主体整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  “春风化雨”式的依法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，法治思维是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思维。同时，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合法性来源，也是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根本保障。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坚持依法治理，加强法治保障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。社会矛盾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不可避免的，而如何运用法治的方式来妥善处理这些社会矛盾问题，则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首先，要推进社会治理的立法工作。针对发展变化的新形势，要加快社会治理的立法进程，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，确保社会治理真正有法可依。其次，要加强法律和法规的宣传教育。通过种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力推进法律和法规的宣传教育，使人们逐渐树立起良好的法治观念，培养人们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，使各项社会治理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的道路。再次，要提高治理主体的依法治理能力。加大力度对治理主体的培训教育，培养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、协调社会关系、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。

  “和风细雨”式的综合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。道德是一种“软约束”，它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力推手。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坚持综合治理，强化道德约束，规范社会行为，调节利益关系，协调社会关系，解决社会问题。“德治”要靠长期的积淀，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是一种“和风细雨”式的治理方式，其作用一旦得到发挥，能够更好的起到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效果，有助于社会的长效治理。首先，要增进社会道德的认同。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增进人们的社会认同。其次，要发挥道德示范作用。通过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，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，用先进典型来感召人、影响人和带动人，以此凝聚社会的正能量。再次，要加强各种道德教育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慢慢地增加包括个人品德、家庭美德、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等在内的各种道德教育，通过个人的自省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动力来强化道德行为规范，逐步的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。

  “未雨绸缪”式的源头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。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坚持源头治理，标本兼治、重在治本，以网格化管理、社会化服务为方向，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，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。当前，我国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，有必要进行源头治理，抓小、抓早、抓苗头。首先，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。一方面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确保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；另一方面，不断改善民生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。其次，要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。一方面，推进基层网格化管理，促使矛盾在基层、在源头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；另一方面，构建多层次的基层服务体系，充分的发挥乡镇街道、社区组织、群团组织、志愿组织、公民个体等作用，为公众提供各种优质的社会化服务。再次，要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。既要发挥好人大、政协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大众传媒等社会利益表达功能，也要大力发育各种社会组织，发挥其利益表达与协调的功能，通过协商对话机制，公正地处理好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。